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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1年的上海，炎炎夏日，热气蒸腾得让铁皮屋顶几乎要熔化，张建亚在人群中看见了张瑜的身影。
张建亚的手心湿透了，站在机场接机口的他，心跳加速，攥在手中的钢笔硬得像个石块，刺得掌心生疼。六年的异国经历没有让张瑜的眼神变得柔和，反倒像一阵风扫过他，冷漠又陌生，仿佛只是从一堆旧行李中随便拿出来的。
他递过去一瓶水，她摇了摇头；他伸手想帮她提行李，她却侧身躲开。那只曾经握过无数次的右手，最终仍然握紧了口袋里的冷冰冰的钢笔。
钢笔的尖端在离婚协议上停顿，墨水久久没有落下。
突然，张建亚想起了1978年那个夏天。也是这支笔，他曾郑重其事地写下书名递给张瑜——那是他借来的一本关于表演的专著，焦晃先生书房里的宝贵之物。那时，21岁的张瑜站在文化宫的门口，马尾辫拂过白衬衫的领口，接过书的瞬间，她的指尖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腕，差点让他手里的笔掉了帽子。
展开剩余85%当年那个微小的心跳，最终却只在纸上的墨点里停留。离婚协议旁边的那张纸上，写着“祝你我都比剧本活得精彩”的另类祝福。
张瑜飞走了。
张建亚站在空荡荡的浦东机场，耳边回响着昨日争吵的声音。她讲述着好莱坞星光大道的宽阔，他翻着《三毛从军记》的分镜，纸张在他手里沙沙作响。
突然，他想起《庐山恋》热播时，张瑜被人群围堵在锦江饭店后门，慌乱中钻进他的外套里。隔着布料，他能感觉到她因紧张而急促的呼吸，他曾安慰她：“别怕，做你自己就好。”
如今，这些话已不再有魔力。她的世界早已延展到远在大洋彼岸的好莱坞。
异国的艰辛，张瑜总在信里轻描淡写，直到某次，信纸上被泪水浸湿：“钱包丢了，剩下最后十美元。”
张建亚立刻去邮局汇款，营业员告诉他，电汇到美国要三天时间。他手里握着汇款单，站在外滩，黄浦江的风把单据吹得“哗哗”作响。
他想起了张瑜刚到美国时寄来的照片：她推着破旧的自行车，站在雪地里，车筐里装着中文教材，鼻尖冻得发红。那辆自行车，后来被她称作“健身工具”，她说美国人叫这“绿色出行”。
张瑜的好莱坞梦碎了，导演的挑剔让她的希望落空。此时，张建亚的胶片正在剪辑机中流转，《三毛从军记》的胶片在放映室里沙沙地转动，银幕上硝烟弥漫，他在黑暗中点燃了一根烟。烟头明灭间，他想起了张瑜在越洋电话里的沉默越来越长。
电影的成功让张建亚在第五代导演中占有了一席之地，但他始终无法忘怀当年的悸动。他知道此刻的张瑜，生活并不顺利，在是否回国的抉择中痛苦挣扎。
他翻开下一部电影的剧本，良久才翻过一页。
终于，他拨通了那串熟悉的号码：“回来拍戏吧，这里还有人记得周筠。”
《庐山恋》里那个活力四射的姑娘，曾让整个中国都记住了她的名字。
当张建亚站在虹桥机场的玻璃幕墙前，他特意穿上了张瑜最喜欢的灰色西装，玫瑰用丝带仔细绑好。
当张瑜的身影出现在通道尽头，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。
递出玫瑰的瞬间，他看到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水光，随即变成了一抹礼貌的微笑：“张导，费心了。”
在片场，他给她讲戏时，习惯性地想拢起她耳边的碎发，却被她不动声色地避开了。
监视器后，张建亚凝视着屏幕中的她，忽然明白：那个站在文化宫门口接书的女孩，永远停留在了1978年蝉鸣的夏日里。
后来，张建亚娶妻生女，新家定在了静安区。某次家庭聚餐时，张瑜带来了一些台湾高山茶，茶香弥漫在客厅里。
女儿举着那支旧钢笔跑过来：“爸爸，这个能画画吗？”
张建亚接过那支曾签署过离婚协议的笔，笔帽的镀金已经被磨得几乎看不见。
突然，张瑜说：“凯敏上个月还问起你。”—郭凯敏，当年正是他拉着张瑜来找张建亚借书的人。
他们三个人的命运，早在文化宫那排梧桐树下便埋下了伏笔。
某年白玉兰开时，张瑜的新电影上映。酒会散场后，她独自站在落地窗前，浦江的灯火如星海翻涌。
秘书递给她张建亚的贺礼：一个素白信封，没有卡片，只有两张泛黄的纸。
其中一张是焦晃先生书单的复印件，字迹已经模糊；另一张是一张空白支票，背面有张建亚的小字：“周筠同志，片酬自填。”
她突然笑了，泪水却掉在了支票上，湿润了墨迹。当年《庐山恋》里的耿桦正是这样叫她的。
张建亚书房的墙上，始终挂着一张合影：1984年他们的婚礼，站在锦江饭店木棉树下，那时他的胸前的红花歪了半寸。
如今，他偶尔在影视剧里客串小角色。每当摄像机的红灯亮起，他恍若又回到了静安区文化宫的舞台。
只是台下，再也没有那个怀抱表演专著、眼睛亮如星辰的女孩。
有些相逢，终究像钢笔在纸上划出的长痕——起初浓墨重彩，到最后却渐淡得几乎看不见，但它的力量仍透过纸背深深扎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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